(作者：杨兴培，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近一段时间来，随着京剧《商鞅》、电视剧《大秦帝国》、《芈月传》和一些涉及春秋战国时期的影视戏剧作品不断登台上演，历史人物商鞅以更生动、更具体和更鲜活的形象走进了社会大众的心目中。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时空中，正像儒家的始祖孔子曾经遭受和仍在遭受毁誉参半、功罪背离、正反结论犹如霄壤之别的评价和争论一样，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也遭受着历史功罪尖锐对立的正反两个方面的极端评价和争论，甚至更尤为过之。说其具有满满的“正能量者”有之：商鞅学识满腹，能够识破历史发展规律，顺势而为促进社会发展，推动秦国统一六国者有之;商鞅才识过人，认定明主委身事秦，为秦国一统天下的千秋大业扫清障碍、开辟道路，奠定了坚实根基;商鞅胆识果毅，为了心中的理想和追求，百折不挠，甚至以身殉法而不避死难。说其只具有深深的“负能量者”亦有之：商鞅为了追求个人的功名利禄不择手段，投机钻营，委身事秦，不过是功名利禄趋势而为而已，与天下之利无关;商鞅事秦，虽也有当时良禽择木而栖，能臣择主而事的世风所致。但商鞅变法逞一时之能，使秦国成为虎狼之国，随即引发吞并天下的战争。即使是扫并，却也使七国生灵涂炭，天下苍生蒙难，罪莫大焉;商鞅所著《商君书》一书从头到尾无一点仁爱之心，有的是为君谋事，为虎作伥，愚民弱民，助纣为虐，火上加薪，实乃千古害书，遗祸后世万代，实乃中华第一大罪人。
这些大相径庭、尖锐对立的观点似乎都言之凿凿，有理有据。但各种评价和争论之间巨大反差至少表明了一点，怎样认识商鞅其人?怎样评价商鞅其事?怎样看待商鞅其书?在众多的历史人物评价和众多的历史事件评论中是件难事，大不能一言定论以蔽之。所以我们只能并有理由站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角度，即使是一家之说、个人之言，也要说清楚商鞅在中国历史中的功罪作用和应有地位，但没有必要急着要让某一种观点在一夜之间获得很多人的广泛理解与内心认同。
要说商鞅其人，司马迁在《史记》里详作记载：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痤为中庶子。公叔痤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穆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秦而事秦孝公，助秦孝公变法强秦而事成。后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遂灭商君之家。对于商鞅其人，太史公通过对其事、其书的考察作出如下评述，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人既是一个生命的存在，人的个体生命的长度仅仅是以年岁来计算，普天下芸芸众生不过昙花一现，青史几千年，红尘数十载;但人也可以是一个历史的存在，尽管青史留名者不过尔尔几数而已。但人一旦作为一种历史的记忆存在于青史之中，历史人物可以超越时空，影响后世，让后世的子孙在回忆人类祖先的历史功罪之时欲罢而不能。就历史的个体人物而言，商鞅学识、才识和胆识确实高人一筹，其人、其事和其书，在中国的历史上注定占有一席之地。但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存在，本着君子当以立德、立功、立言苟利天下为己任，就有一个是否有利于家国天下、百世后代和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评价标准。就人类的个体而言，也许忠孝不能两全，忠孝取其一端即可作出大概结论。但历史人物往往能够超越时空的现象告诉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必须以其对历史的影响和作用为评价的路径依赖，并以这种影响和作用并不仅仅针对当时的家国祖宗，而且更在于对天下苍生、黔首百姓和社会的文明进步作为评价的基础。
对于商鞅我们可以知道，其本非一个安分守己之人。他生于贵族之家，虽是庶子出身，也已衣食无忧。但商鞅天性出挑，少好刑名之学，一旦满腹经纶，当然不满足于衣食之逸。于是离卫入魏(当彼时卫是小国弱国而魏是大国强国)，投魏相公叔座门下，觅了得中庶子职位。公叔座死后，他失去了靠山，前途无望，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乃出魏入秦，通过宠臣景监的推介，得以觐见秦孝公。商鞅紧紧抓住这可能是一闪即逝的难得机会，以霸道游说秦孝公，终得重用。秦孝公获商鞅如鱼得水，遂大行变法。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终于使得秦国强国厉兵。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此可谓商鞅之功也。
说商鞅学识、才识和胆识高人一筹，此言并非虚言。说其学识满腹，因好刑名之学，弘扬法家理论，使得他学相形见拙。说其才识过人，商鞅深知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的处世哲学。卫国太小，不能容他举事，便弃卫入魏。公叔座一死，靠山不再前途无望，便离魏入秦。初说秦孝公，以仁爱之道而不听，便以帝王之道更说君，见孝公急功近利志不在此，又旋即以富国强兵的霸王之道再说君，果然说的嬴渠梁龙颜大悦。以商鞅之才识亦可谓是随机应变信如神。说商鞅胆识过人，更有事实佐证。公叔座病重之时，魏惠王来探望。公叔座曾为国事向魏惠王言及商鞅去留问题，先说国事可托商鞅;再说如不重用，恐为他国使用，必杀之不使其出境、已绝魏患。魏惠王离去之后，公叔座又为私谊把对魏王所言之事转告商鞅，让他赶快出走逃命。商鞅凭其胆识大不以为然曰：“彼王既不能用君之言而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后来果然如其所料，商鞅安然无恙。孝公既用商鞅，想欲变法又恐天下议论。商鞅便促其早下决心，说道：“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于是秦孝公痛下决心，不再犹豫，卒定变法之令。变法伊始，商鞅敢做敢为。为取信于天下，诺以“千金徙木”;为清除旧有贵族重臣的非难阻挠，商鞅不惜敢于拿太子开刀。太子，乃储君当然不可施刑，转而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商鞅以这样的果断和狠劲推行变法，面对重重阻拦不惜重拳出击，不给自己留下半点后路，其胆识之大更可谓古今中外难有第二人。
通过商鞅的学识、才识和胆识考察，可以初识其人。但通过其事、其书，更可识商鞅之质。为了实现变法目的，商鞅可以说是不择手段，他制定了极其严酷的法律，“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商君列传》集解引《新序》)。推行前所未有的连坐法，甚至主张用奸民治善民。更有的是商鞅不顾道义，率兵攻打魏国。魏国本是其第二故国，多少有点情义在。集法家大成者韩非在秦王攻打其母国韩国之际，仍还念念不忘故国，连连设计劝说秦王不值得。而商鞅不但不念故国，还专靠欺诈手段打败魏军。以致《吕氏春秋》将此事列入《无义》篇：商鞅为秦将而攻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当之。商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卬，使人谓公子卬曰：“凡所为游而欲贵者，以公子之故也。今秦令鞅将，魏令公子当之，岂且忍相与战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请亦言之主，而皆罢军。”于是将归矣，使人谓公子曰：“归未有时相见，愿与公子坐而相去别也。”公子曰：“诺。”魏吏争之曰：“不可。”公子不听，遂相与坐。商鞅因伏卒与车骑以取公子卬。有比较就有鉴别，这与当时的宋襄公倡导的仁义之师“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阨 ”、“不鼓不成列”、“不杀二毛”的贵族君子当以仁义为重的精神相比较，高低立见。《商君书》一书应是商鞅思想的代表作。然而一部《商君书》自始至终强调君主，宣扬国家意志必须驯服百姓大众，国家权力必须驾驭黔首黎民，君主官僚凌驾于芸芸小民之上。“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于制民。”(《画策第十八》)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商鞅可谓是绞尽脑计，搜肠刮肚，办法多多。在中国历史上，愚民政策绵延两千年不绝，但像商鞅如此处心积虑、又毫不遮掩地直白出来者并不多见。
商鞅的成功主要在于变法的成功。然而商鞅之法，就是君主之法，民在法下君在法上。商鞅之法，只知道强国厉兵而无视民生之法。为了所谓国家强盛，黎民百姓不过是郡王主子的一群奴隶、国家战争机器上的一批零件，是国家这一战争绞肉机里填补的肉质材料而已。商鞅之法，也是害民之法，愚民弱民贫民制民驭民，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商鞅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但历史的烟云并未散去。就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标准而言，作为历史的子孙必须进行思考：商鞅留给了我们、留给了后世是什么?也许站在秦国立场上对于秦孝公甚至秦始皇而言，商鞅是有功的;然而站在六国立场上对于天下苍生而言，商鞅就是有罪的。
当然作为后代子孙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只要纯粹站在天下民众立场上而言，一场所谓的统一战争，每次战役动辄以十几万、几十万生灵消失为代价，总数以几百万的生灵涂炭为代价，这就让人要追问，这种一统的价值何在?如果这种一统迎来国家安定、百年安详、百姓安生，也许也就值了。然而秦国的一统却使天下百姓苦秦更甚，以至于不过十来年，农民大就不可避免发生了。一将成功万骨枯，一代奠基百世祸。秦国的一统奠定了千年基业，从此华夏民族就一直在的怪圈中打转，正如清末谭嗣同所言：从此以后两千余年皆行秦制也(也予首肯)。世界上有关国家统一的战争有的是，但有进步的，如美国的南北战争，这种战争是为了解放黑奴。也有由此埋下祸根的，如西晋王朝的统一使得当时的司马统治者集团得意忘形，忘乎所以，为所欲为。统治者的所有凶恶、险毒、猜忌、攘夺、虚伪、奢侈、酗酒、荒淫、贪污、吝啬、颓废、放荡等等龌龊行为，司马氏集团挟一统江山的丰功伟绩后，肆无忌惮地表现得特别集中而充分(范文澜语)，以致导致了“八王之乱”，更甚至引起了“五胡乱华”，使得华夏民族差一点由此灭种。所以作为后代子孙完全可以从商鞅变法之中悟出这样的道理、得出这样的结论：秦孝公有了商鞅，是秦孝公之幸，但却是秦国百姓之不幸，从此秦国人民就被绑在了狂野的战车上一路呼啸向前。秦国有了商鞅，是秦国之幸，却是当时的六国之不幸，从此国无宁日、民无宁生。历史有了商鞅，是法家之幸，却又是中国百家的不幸，燔诗书，坑儒士。更有甚者，从此严刑峻罚、轻罪重罚、什五连坐，从一国之域扩展到七国之土;君主、本是一时权宜之计，从此冠冕堂皇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而不退场;为使江山成一家之姓，天下奉行丛林规则，成者为王败则寇，从此华夏民族的噩梦开始了;于是从此中华民族走上了一条不但“惟以一人治天下”、而且“还以天下奉一人”的千年不归路。
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儒法两家一直是相辅相存、既相互攻讦，有相互融合，外儒内法常被历代统治者视为治国安邦的不二法宝。也许就两家的知识品格来说，有说儒家虚伪、法家残酷，但就两家成员的个体品格而言，一般来说持儒家学说论者的人品人格要高于法家学说论者。儒家教义中的克己复礼、崇尚仁义，毕竟教化着一代又一代的儒家子弟毕其生其追求为天地立极，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境地。而法家教义中则是强调立当世功，建个人业;只求当下之计，不思万世之利;辅助君王以显个人之能，天下苍生、黎民百姓、人间后世非我建功立业的应有选项。所以商鞅背信弃义诱杀公子卬、重创魏军欲灭故国，无所不用其竭。吴起为求功名，母死不归、杀妻求将，可谓人品近似。李斯妒贤嫉能，不惜以同窗兄弟韩非的人头鲜血祭奠缘阶上爬的通道。只可惜，苍天不假法家人物事事如愿，这些法家的代表人物其结局也是极其可耻和悲惨的，不得善终。其中是否存在着历史的因缘联系，这也是后人经常津津乐道的历史主题和待解悬案。
如果说在中国的古代，由于人类的早期相对的时空限定和落后观念的影响而不能建立起评价法家历史功绩的是非价值机制，以至于在当时历史的条件下给予以一定道义上的宽容和基于一时一地、一国一君的立场给予了历史性的褒扬，并由此作为一种历史的误读和误解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今天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文明阶段，我们已经告别了宗法、中央集权的灰暗时代和野蛮制度，所以我们应当要对整个历史进行深刻的全面反思与自我更省。历史已经证明法家教义中蕴含的君主的制度设置、严刑峻罚的文化传承和不惜戕害苍生的思想，在更深的人性层面上反映出的是一种残忍文化和幽暗意识，今天我们有必要也有责任对此进行理性的批判并作一个历史的了结。
人学研究网·中华文明栏目编辑：紫天爵